#博主之聲# 【證實取向的研究設計,天然存在缺陷】在心理學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中,研究者往往是證實取向(Verificationism)的,即提出一個研究思想(其實是一個研究假設),接著設計特別的研究方案,收集數據,進行統計檢驗,驗證研究假設,形成理論。這里的關鍵環節是設計特別的研究方案——有關方案可能是合適的,也可能是不太合適的,尤其是那些貌似合適,其實並不合適的方案,很容易誤導人。由於太多的研究都是證實取向的,從而,人們一般也難以發現這種取向存在的問題,並且認為這樣做就是對的。因此,本文來介紹有關情況,讓大家明白其中的奧妙。

一、基本原理

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發現定律、形成理論。好的理論必須是能夠被明確檢驗的。由於科學具有實證性質,因此,一個理論必須能夠做出限定性的預測,以便檢驗這種預測的對錯。如果科學以實證依據為基礎,那麼,科學理論必須能夠進行實證檢驗。理論不僅必須能被檢驗,而且必須能被證明它是錯誤的。這就是科學研究的證偽取向(Falsificationism)。對一個理論最有成效的檢驗是設立一種條件,證明它是錯誤的,而不是證明它是正確的。這種思想來自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的工作。波普指出,科學理論永遠不能證明其真,因為存在許多虛假的理論能夠預測任何給定的結果。無論一個理論預測的結果出現了多少次,都有可能存在另一個真正正確的理論(Popper, 2002/1959)。

因此,能夠給研究者提供有用訊息的研究,其實是證偽取向,即研究者努力地尋找與理論相矛盾的結果。按照波普的觀點,那就是研究者建構理論,盡力駁倒它們(Popper, 2002/1959)。經受檢驗過程而保留下來的理論,才能暫時當成正確的而被接受。研究者永遠不能證明一個理論是正確的,但當一個理論能經得起更多的檢驗時,人們對它會更加肯定。

二、一個案例

在道德心理學研究中,有一篇非常有影響的論文(Zhong & Liljenquist, 2006),它提出了麥克白效應(Macbeth effect),即當個體的道德純潔性受到威脅時,他/她會產生清潔身體的需要。該文用3個實驗來檢驗這種效應。

實驗一,研究者考察對道德純潔性的威脅是否提高清潔詞語的心理通達性。要求被試從他們過去的經曆中詳細回憶一件道德的事情或不道德的事情,並描述他們體驗到的任何感受或情緒。接著,被試進行一項詞幹補筆任務,即把單詞殘片填成有意義的單詞——6個單詞殘片中,有3個(W_ _ H, SH _ _ ER, S _ _ P)可以填成與清潔有關的單詞(wash, shower, soap),也可以填成與清潔無關的單詞(例如,wish, shaker, step)。結果表明,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試比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試產生了更多的與清潔有關的單詞,說明不道德行為增強了與清潔有關概念的通達性。

實驗二,研究者考察對道德純潔性的內隱威脅是否產生清潔的心理渴求(通過對清潔物品的偏好來表達)。研究者告訴被試,他們正在考察筆跡與人格之間的關系,要求被試抄寫一則以第一人稱敘述的小故事。這則故事描寫的是一件道德的事情(幫助一名同事)或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幹擾一名同事)。接著,要求被試用1(完全不渴望)到7(完全渴望)對多種物品評定渴望的程度。清潔物品包括沐浴香皂、牙膏、除垢器、消毒劑、洗滌劑;其它物品包括不幹膠便條本、果汁、電池、CD盒、士力架。如預期的那樣,與抄寫道德故事的被試相比,抄寫不道德故事的被試對清潔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對於非清潔物品,兩種條件的被試之間沒有顯著差異。

實驗三,研究者用行為測量指標來重複實驗二的結果,考察回憶一件道德或不道德事情後帶走一個消毒清潔手帕的可能性。要求被試從事同於實驗一的回憶任務,接著提供一份禮品,告訴被試可在一方消毒手帕和一支鉛筆之間任選一樣(業已證明它們是吸引力相同的禮品)。結果表明,那些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75.0%)比那些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人(37.5%)更可能要消毒手帕。

該文指出,這3個實驗為麥克白效應提供了證據,即暴露個人自己甚至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產生道德威脅,從而,激起個體清潔身體的需要。

三、我的思考

對於上述論文,以實驗一為例,作者的邏輯是:要求被試回憶自己的不道德行為,使他們的道德純潔性受到威脅,被試就會產生清洗自己身體的需要,這種清潔需要激活了與清洗有關的詞語,在詞幹補筆任務中容易填出對應的詞語。我關注的是道德心理學中的避害需要問題,從而,如果經過精心挑選,把詞幹補筆任務中可以填成與清潔有關單詞的3個單詞殘片,換為可以填成與避害有關單詞的3個單詞殘片,那麼,實驗結果也很可能表明,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試比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試產生了更多的與避害有關的單詞,說明不道德行為增強了與避害有關概念的通達性。

照此思路,可以對該文的實驗二和實驗三進行改造,更換實驗材料,從而,就可能得到:與抄寫道德故事的被試相比,抄寫不道德故事的被試對避害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對於非避害物品,兩種條件的被試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那些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比那些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人更可能要一個口罩而非一支鉛筆。實際上,情況的確如此(張冰蓉, 2012)。

我進一步思考,如果我原來關注的是,例如,認知風格,我也能夠經過精心選擇而設計出3個實驗,可能得到類似結果: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被試比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被試產生了更多的與場獨立性有關的單詞,說明不道德行為增強了與場獨立性有關概念的通達性;與抄寫道德故事的被試相比,抄寫不道德故事的被試對場獨立性物品的渴望程度更高,對於非認知風格物品,兩種條件的被試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那些回憶一件不道德事情的人比那些回憶一件道德事情的人更可能要一個指南針而非一支鉛筆。

所以,上述經典文獻提示了一個重要問題:研究者往往是根據自己的研究需要而設計研究,特別是精心選擇研究材料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研究者增大了驗證自己研究假設的概率,即,容易驗證自己的研究假設;然而,卻存在一種研究風險,即,減少了質疑自己研究結果的機會。

也就是說,在心理學研究中,研究者所驗證的往往正是他/她千方百計要驗證的。關照現實,太多的研究設計都是證實取向的,這是一個問題,一個大問題——由波普的觀點可知,這種證實取向的研究設計,天然存在缺陷。

總之,證實取向的研究方案,造成研究具有明顯的選擇性——研究者看到的、得到的,正是他/她極力想看到的、得到的,從而,研究者有意無意就放大了特定的效應。這其實也是心理學研究產生可重複性危機的一個原因。(李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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