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算法能夠左右西方選舉】

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意外當選和其後披露的“劍橋分析”醜聞,讓人們注意到智能算法的強大威力,及其對選舉民主的衝擊。

2020年美國大選再次將算法瞄准和智能選舉推向了新高度,新的算法科技和瞄准手段不斷湧現,數據驅動的智能選舉(data-driving elections)逐步取代傳統的選舉動員方式,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線下競選活動受限,使得虛擬世界的“算法空戰”成為本屆選舉的主要形式。

特朗普團隊和拜登團隊僅僅用於臉書平台(Facebook)的政治廣告精准投放花費,就分別高達9770萬美元和8210萬美元,數據和算法成為選舉的核心競爭力。

最前沿的算法科技被淋漓盡致地運用到選舉場域,政黨、候選人、競選團隊、諮詢公司、數據掮客(databroker)、算法服務公司、社交媒體平台等形成新的選舉聯盟,重塑著選舉生態。

這些新變化不僅意味著選舉策略和競選方式的轉變,而且對選舉民主的內涵和根基構成新的挑戰。算法時代的西方選舉正在走向某種形式的異化,為我們觀察和思考選舉民主的危機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機。 

西方正在進入智能選舉的新時代,數據資源和算法技術開始重新定義西方的選舉政治,選舉不僅是政黨政策主張之間的比拼和選民自由意志的選擇,而且越來越成為不同政黨和選舉人在數據和算法領域的較量。最大限度地搜集和挖掘選民數據,運用智能算法對選民展開精准動員,引導選民行為以收割選票,成為算法時代新的選舉方程式。

基於海量選民個體數據的算法瞄准,一方面拓展了競選活動的形式,更加有效地傳遞選舉資訊和智能化地動員投票,有助於提升選舉民主的活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對選民心理和行為的操控,引導候選人分割和選擇動員對象、掌控選民情緒、精准投放訊息,以及“圍獵”潛在支持者,這些都將危及民主的核心價值。http://t.cn/A6VdLIgQ (作者:探索與爭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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